解读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重要视角

　　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现状：增长迅速、消费居高

　　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游的强劲走势成为了引人关注的热点。自1997年7月国家颁布《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启动我国公民出境游以来，我国因私出境旅游者人数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5%，这一增长率甚至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了47.2%和55.43％，远高于我国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增长。2004年，我国以2885万人次的出境旅游总量列居亚洲第一旅游客源国，并被世界旅游组织列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输出国。

　　与出境旅游人数的快速增长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花费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许多测评机构甚至认为我国是人均出境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外NTO提供的数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瑞士，中国游客每人每天的平均消费为313美元，居各国游客之首；在法国，中国游客的平均消费约为3000美元，是欧洲游客的三倍多。据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统计，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间，中国内地赴澳大利亚的旅游者超过10万人次，居各国之首，在澳洲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是日本游客平均花费（712美元）的三倍多。同样，中国旅游者在澳门的人均旅游花费（2000年为2401澳门元）亦居各国游客之首，高出国际游客平均水平约1034澳门元，为日本和美国游客花费的两倍多。

　　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超常”特征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看，2002年，中国作为出境旅游花费国的排名已列居世界第七位。然而我们发现，出境旅游总体花费排名居世界前25位的客源国绝大多数都是人均GNI居世界前50位的发达国家，中国则是最不寻常的一个特例。2003年，中国大陆以人均1100美元的国民收入（GNI）排名世界第138位，这一GNI水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0%、中等收入国家的57.3%、高收入国家的3.9%，属世界银行分类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从各国旅游的发展规律看，通常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刚刚开始产生出境旅游消费的动机；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出境旅游才会有较大的井喷。为何我国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时，出境旅游人数增长如此之快，平均消费如此之高？解读我国出境旅游的超常规发展，必须将收入结构问题纳入视线。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内部差距也表现出了多重性的特征，即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差距。由此导致的我国公民收入差距的急遽扩大，正是因私出境旅游超常规增长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明显。尽管我国总体GDP较低，但200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4600元）的城市已有37个，超过5000美元的城市有14个。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这三个地区正是我国出境旅游最集中的客源发生地。

　　其次，将我国收入分层状况纳入考察，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用国际间普遍认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权威指标 “基尼系数”衡量，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目前的0.45以上，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小康化过程中财富的高度聚集，导致了一个高消费群体的出现，他们正是我国出境旅游消费的主体。

　　收入分层视角中的出境旅游消费

　　1 富裕人群：海外消费震惊世界

　　根据国家统计局拟定的标准，我国的“高收入群体”是户均年收入在3万至6万元的家庭，其总人口超过4500万，约占城市人口的10%，全体人口的3.5%。其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15%以下，为典型的富裕型消费。另据《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的数目为23.6万人，其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9690亿美元，中国最富裕人士的增长速度堪称世界最快。

　　新兴的中国富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旅游部落。他们的足迹不仅得以踏上欧美、澳洲等遥远的国家，而且其奢侈品购买能力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商家的注意。以法国为例，中国有条件前往的游客大多为生意人、官员和高级白领，正因为如此，中国游客才得以3000美元的人均消费占据鳌头。即便是在近程目的地，中国游客亦以刷卡消费平均单笔253美元居于Visa国际组织“2003年全世界刷卡单笔交易平均消费金额”榜首。2001年我国内地游客在香港购买首饰和高档衣物等奢侈品的花费分别高达49.5亿元和38.4亿元。国内财经杂志《新周刊》有文章题为“密集观光疯狂购物，中国人海外高消费震惊世界”。

　　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参与地下经济（主要是赌博、色情消费）的情况浮出水面，在社会上引起波澜。据北大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保守估算，我国每年有多达六千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这既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也使“出境旅游提高国民素质”受到质疑。

　　2 中间阶层：崛起的出境旅游主力军

　　我国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

　　2002年初，北二外课题组通过旅行社渠道对出境旅游者所作的调研结果显示，随着前往周边国家出境游价格的不断下降，我国出境游消费群体的范围逐渐从高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扩展，家庭收入在5000元至3万元之间的中间阶层正成为近程出境旅游的主力军。事实上，价格在三五千元左右的出境游产品正是国内旅游有竞争力的替代品。

　　中等收入阶层作为崛起的出境旅游主力军，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人口基数大。预计未来十年间该阶层的人数和比重还将有一个跳越式的增长。二是集中消费。数据显示，中国人出境旅游期间的购物、娱乐等非基本旅游消费远远高于食、住、行、游等基本旅游消费，境外旅游购物特点表现为密集式、积累式、家族式，成为家庭购买力的一个释放出口，花钱数量甚至超过了日韩旅游者。此外，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行为和不可逆性也使中间收入阶层的出境旅游消费呈现出某些超前特征。

　　3 低收入人群：依然无缘

　　另外，还有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000元，且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在这个阶层中，还有8000万左右人均纯收入低于700元的农村人口，其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属绝对贫困人口。对于这个阶层，出境旅游显然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结论性评论和政策思考

　　出境旅游是我国公民理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事实上，我国出境旅游消费呈现明显的“多重集中”特性。一是人口的集中分布，占总人口约2.2%的出境旅游者，主要是三个经济发达区域城镇居民中的中高收入阶层；二是消费的集中释放，特别表现为出境游目的地开放之初人均花费的“井喷”；三是出境旅游者中又存在一个高消费的核心，即少数“暴富”者在境外的奢侈性消费。由此看来，真正有能力实践出境游权利的只是少数国民，他们的消费却相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具有超前性。

　　那么，对于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消费应该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是否有对之进行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首先，旅游消费是社会总需求中终端需求的组成部分，后者被称为是完成国民经济循环最关键的“惊险的一跃”。由于一个社会中高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均较低，我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正成为导致内需不足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游目的地陆续开放，高收入者集聚的消费能量开始向国外释放，客观上造成了有效需求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二，将社会公平问题纳入思考，我们发现，虽然我国目前的外汇平衡已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我国的贸易出口换汇主要是依托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廉的优势出口制造业产品和初级产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代价甚至是生态环境的欠账和劳工的生命补贴。用如此高保护主义代价的贸易换汇去支持少部分人在海外的奢侈消费，“平等交换”的表象下显然掩藏着深层次公平的缺失。同样，在我国总体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少数公民在境外大肆挥霍，容易导致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相对剥夺感，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我们也应该审慎地调控外汇的花费方向，将有限的外汇配置到关键能源、资源及战略物资的进口上去，这样才能实现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促进国家发展和大多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专家戴学锋测算，出境旅游的过快增长已使我国旅游业沦为花汇产业，这一逆差有可能在“十一五”末期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成为我国服务贸易中最大的逆差项，届时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少部分人出境旅游高消费造成的外汇流失，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坚持“出境旅游”适度发展的政策，合理引导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并有必要采取开征消费税等手段，调节公民在境外的过高消费。这不仅不违背当代国际间的开放精神，而且将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协调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