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游客春节期间赴近邻日本旅游人数达45万，总计花费约60亿元人民币用于购物，“从保温杯到名牌包，不少商场货架上被扫荡一空”。更有甚者，有中国游客由于购物数量太多，竟不得不委托货运代理公司以航空用集装箱运货回国，虽然代理费和运费要花费1.5万元人民币，但“价格依然比在国内买便宜”，而且“在日本买的质量上也有更好的保证”……
实际上，岂止是赴日游中国人在疯狂购物，几乎所有
出境游的中国人都把购物作为出境的重要目的，并且，来源不同的数字显示，在购物方面，无论人均花费还是总体花费，中国游客已经连续几年位列世界旅游市场“出手最阔绰的游客”第一的位置。中国游客，已经用钞票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人塑造了“扫货”的形象。
以人均收入以及日常消费水平看，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国游客中的人均消费额排名都超乎正常估计。尽管有“穷家富路”的传统，但中国人以疯狂购物的“扫货”形象颠覆长久以来的量入为出的持家行为方式，这实则是以最坚定的“投票”方式，对相关制度安排做出的明确选择。
在现代社会，一个公民，兜里揣有“两张票”，一为选票，一为钞票；选票用来在选举中选择政府官员，钞票用来在市场上选择商品；公民通过选票传递政治偏好，由此“当家作主”决定政治走向；公民以消费者身份通过钞票传递消费偏好，由此向市场传递供给信号决定市场资源配置……以此解析中国游客境外疯狂“扫货”行为，则中国消费者以钞票表达了其对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相关制度安排的人心向背。
现代流通体系，又称信用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公民个人的征信状况，但更主要是以市场主体身份出现的经营者的征信状况。由公民以选票选择的政府的职责，就是负责维护这个征信体系，依法依规查证、鉴别和评定征信情况，并据此对守信和失信者做出奖惩。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货币，内涵着国家征信，其“软”“硬”度与政府服务质量存在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为政府信用的代表。
由此，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上的信心指数，其实也是消费者以敞开或捂住钱包的方式，对政府服务质量的一种评价。在现代生产体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不相识，永难见面，其间买与卖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职责就是保证信用体系中每个参与者信用的真实度，维护信用信号的传输系统的正常。而从结果上讲，消费者捂住钱袋尽可能远离某种信用体系，也是以消极的方式，对这个信用体系投出了自己的选票。
从最近几年出境游中国人“扫货”的特点看，大多数境外购物者所购之物，都非中国境内市场不见或罕见之物，其为中国人购买的原因，都是因为商品的品质和质量。正如有媒体总结的那样，高税收，物流成本畸高，价格体系紊乱，市场监管不力或缺位，假货泛滥，投诉困难，市场监管部门不作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公民境外疯狂“扫货”的境内原因。
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发表报告称，2013年，通过旅游购物和代购形式，中国流向海外的中高端消费额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人总消费的20%；这其中除了700多亿元是网上代购外，5000多亿元的中高档消费品是中国9000多万人次的出国游客购买的；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只有3000亿元，3年的时间境外消费就实现了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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